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作者：王伟光    来源：《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中国和外国哲学的精华，用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哲学语言、哲学范畴术语所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和思想保证，而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也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领军人物。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不断创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智慧，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纪念和缅怀艾思奇，学习和研究艾思奇哲学思想，对于继续艾思奇的事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毕生献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既是工人阶级锐利的思想武器，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思想工具。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和道路的过程中传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它要真正转变成中国人民改造旧中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与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一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国情、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为中国人民逐渐接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符合人类思想文化世界性交融的规律，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继承人类社会最先进思想的同时，又具有中国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特征，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贡献。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只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关键问题，才能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也只有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才能解决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实际上也论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在 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 111-112页)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从哲学高度明确阐述了一般战争规律与革命战争规律的关系问题，科学地阐明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在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论著中，他科学地论证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在这一哲学基础和前提下，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最为经典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既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同样又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表现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的中国扎下根来，发展起来。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从而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的社会面貌。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影响了艾思奇的哲学之路。艾思奇一生的哲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他明确提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卢国英，第232页)运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表现形式和理论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确立做了舆论上理论上的积极准备。

　　首先，艾思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1938年4月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和滥用哲学公式的观念论倾向，艾思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1981年，第387页)。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进行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打破了哲学神秘的观念，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这诚然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它的初步工作。必须以通俗化、大众化为出发点，进一步实现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呢?艾思奇指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是要从各部门的抗战动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然后才把这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示我们的思想行动，我们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而不是要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同上，第387页)他还指出：这个运动的中心，“就是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当然，以辩证法唯物论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种类哲学的排斥，并不排斥关于各种意见的争论，但最重要的是实践，今日的中国“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艾思奇，1981年，第388页)。由此可见，艾思奇提出的“哲学中国化、现实化”，就是要求把辩证法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抗战实践，总结抗战的经验，发展哲学的理论，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服务。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和论证。这和革命初期毛泽东“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和稍前毛泽东对“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科学论述，及稍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概括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艾思奇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涵义、历史必然性和具体的方法论原则。1940年2月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从“应用”和“创造”两个角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在内)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就是要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运用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关系，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另一方面就是要精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创造马克思主义。这种创造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新贡献。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现实的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艾思奇强调“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同上，第481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最好解说。这里所谓“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从哲学上讲就是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哲学根据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共性和个性相结合。脱离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从谈起。艾思奇从哲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精髓和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揭示事物一般规律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从哲学高度理解“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既要肯定 “一般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要肯定“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指导原则;也不能因为强调“一般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必要性。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也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否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一般性”，是拒绝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不是经验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就会拒绝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南，迷失方向。总而言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谛所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所在。

　　正是根据一般和特殊关系的哲学原理，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方法、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三个方面，具体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具有“一般的正确性”，因而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适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能够指导我们客观地具体地研究每个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行动的指南，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策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凡是有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有了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中国自己本身早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觉悟性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且有它的强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有20年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经验等等)，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内部根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艾思奇，1981年，第482-484页)

　　对于如何具体地从事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工作，艾思奇首先提出了具体的途径。在他看来，那就是要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做到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形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同上，2007年b，第623页)也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取得民族的形式。

　　再次，艾思奇还初步总结了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确立做了舆论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1941年9月，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主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指出，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辩证法唯物论的实际应用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首先我们在解决中国的抗战的实际问题上有了许多辉煌的范例。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在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怎样依据他们无比的实际斗争经验，运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把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抗战中的国内国际的情况，加以科学的分析总结，而把握了抗战发展的规律，把握了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科学理论，并指出了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的前途和方法。……这些著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的应用，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国情的。”(同上，1981年，第555-556页)

　　1943年8月，艾思奇在《中国之命运 —— 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中批判了蒋介石的“诚”的思想和“力行”哲学之后，还向全国人民积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哲学，正确地处理了领导和群众、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开展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一切事业和思想，都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 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行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同上，第698页)

　　艾思奇在各个时期的一些哲学论著，如《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历史唯物论 —— 社会发展史》、《毛泽东同志四篇哲学著作辅导提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也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韩树英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5篇哲学著作中。而这一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领军人物就是艾思奇、李达等人。沿用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也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构建并完善的。”(见秦廷国)在这里，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中做出的理论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

　　二、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读物先河，倾其心血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普及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是由两方面的任务所组成的：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属于后一种任务，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步重要工作。艾思奇曾经把自己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他还强调指出，通俗化的成功，正说明已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了中国化现实化”(艾思奇，1981年，第387页)。纵观艾思奇的一生，运用人民大众熟悉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中国式的语言文字和哲学表述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贡献自己的全部心智，是贯穿于其中的主线。

　　1936年，年仅25岁的艾思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大众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当年李公朴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接受。这种写法，在日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目前新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 —— 引注)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这书给新哲学做了一个完整的大纲，从世界观、认识论到方法论，都有浅明的解说。”(同上，2007年a，第1-2页)《大众哲学》一书无论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唤醒了人、说服了人、激励了人。在黑暗的旧中国，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在苦闷彷徨中读到此书，从而看到了希望，振奋了精神。他们中不少人由于阅读此书，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去延安投身革命洪流，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一位当年的青年读者后来给艾思奇写信说道，30年代，他正是一个满怀热情的青年，由于国家满目疮痍，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个人出路渺茫，精神上极端迷茫、苦闷、悲观，曾想自杀了此一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大众哲学》，精神为之一振，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曙光，觉悟到国家民族、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奋起斗争。于是，毅然投身到革命的行列。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的过程中，也曾受到《大众哲学》的某些影响。他多次说，自己从艾思奇著作中“得益很多”(《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卷，第112 页)。解放前，《大众哲学》印发了32版，供不应求;1979年又重印了35万册，仍销售一空，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大众哲学》之所以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的先河，产生如此巨大的思想威力，除了历史时代舞台和已有的思想材料为艾思奇的成功提供主客观条件外，与艾思奇本人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中外哲学的精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分不开的。他一是心系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关心大众关心的事情，抓住了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二是真正接受并理解吃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并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到回答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概括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三是综合中外哲学的思想精华，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艾思奇两次远赴日本留学及在昆明逗留期间，都十分刻苦地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带着哲学的时代课题，思索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吸收中外哲学的精粹，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真理方法。艾思奇对哲学的涉猎是很广泛的。他说，在年轻时为了解决宇宙观人生观问题曾经试图从古代哲学寻找答案。在日本及昆明期间，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认真阅读、研究了培根、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西方哲学著作。此外，他在评述和批判近代哲学思潮的过程中，对近现代中国各派哲学也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后来他在谈起这段经历时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合理的解释。”(王丹一、卢国英、叶佐英，第32页)我们读他的书，也有类似的感觉。黄楠森教授曾经回忆说：“我初读这本书至今已有40多年了，但它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目前。”(黄楠森，第382页)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真理吃透，用以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与实际的结合中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成果，并使之通俗化、大众化，为群众所接受，这是《大众哲学》成功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

　　毛泽东曾经要求，“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3页)。正确的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普及化，艾思奇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上海工作期间，艾思奇除了撰写《大众哲学》之外，还出版了《哲学与生活》、《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等著作，并且翻译了苏联学者编写的《新哲学大纲》。1937年 10月到延安之后，他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教员，主持延安“新哲学会”，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六人哲学小组和中宣部的哲学学习小组，编选《哲学选辑》，撰写《哲学研究提纲》，并为干部和学员作哲学辅导报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受毛泽东的委托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

　　全国解放后，艾思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艾思奇曾在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担任过副校长，同时兼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全校师生一致习惯地称呼他为“艾教员”。除了在校内讲课以外，艾思奇以满腔热情在社会上许多单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的成效，至今仍能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任继愈先生曾经说过：“艾思奇同志向广大社会、向群众普及哲学，人们早已熟知。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到大学、高等研究机构，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似未引起注意。当时形势下的哲学普及工作，十分艰巨。把本来站在唯心主义阵营的大批旧知识分子引导到马克思主义一边来，固然由于整个革命形势决定的，但他的功绩是卓越的。”(任继愈，第34页)

　　20世纪50—60年代广大干部和群众掀起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艾思奇写了大量文章，作了许多辅导报告，他一方面从理论上阐明毛泽东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另一方面告诉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具体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工农兵学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简单化、庸俗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他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给予正确的引导。

　　从艾思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的一生可以看到，只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用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和思维形式加以表达，回答相应时代中国人民普遍关心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一定会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受到普遍欢迎。这也正是《大众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化的结果，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所在。

　　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科书，积极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扎根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国化的内容表述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形态。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批判了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以后，米丁等人编写了哲学教科书，传到中国，影响很大。当时艾思奇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研究和编写。他一生编写过多部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体系做了积极的探索。《大众哲学》本身就具有教科书的性质。在延安时期，为了给干部学习提供教材，艾思奇还编写过《哲学研究提纲》，它可以被视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科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他编写过《历史唯物论 —— 社会发展史讲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纲要》等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党校和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学中，我们一直使用苏联教材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央认为，苏联教材不能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196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组织力量编写两本体现中国共产党经验的教材，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一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央委托胡绳、艾思奇负责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艾思奇具体主持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于1961年11月正式出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60、70年代乃至80年代，该书曾经是各级党校、干校、高等院校普遍使用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还不止一次再版，受到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这本书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

　　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对于这本影响巨大的教科书，艾思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提出编写原则、拟定写作提纲、反复修改书稿到最后定稿，他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该书编写的全过程、特别是所提出的编写原则，充分体现了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事业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努力。

　　在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时，艾思奇提出了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四条原则。这四条原则阐述的实际上都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第一条是力求内容的相对稳定性，既要反映理论的进展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又要体现教科书的特点;第二条是把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适当地结合起来，既反对忽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又反对乱贴标签、空谈发展;第三条是适应教科书的使用对象，便于我国高校师生及干部使用;第四条是贯彻学术百家争鸣的方针，既不轻易写不同意见，又为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留有余地。(具体内容参见卢国英，第 691-697页)《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使用了许多中外哲学史的相关思想材料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突出阐发了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贵探索和发展创新，其中许多思想和做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至今仍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历史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科书的成功范本。它的特点，一是比较准确简练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时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克服了只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忽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或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任意用贴标签的方式空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它的发展的倾向。二是体系结构和内容形式都带有中国化的特点，其体系内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思路和观点，按绪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的结构来加以编写，又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内容，如《矛盾论》、《实践论》的内容，还充实联系了中国的历史实际(包括中国哲学史的思想材料)、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强调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在阐述每个哲学原理时都力求说明它作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意义何在，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三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留有余地，适应学习者的具体需要，有利于百家争鸣。(艾思奇，1981年，第823-827页)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编撰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过程。它的编撰出版对于人们系统地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发挥了独特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教科书，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艰苦探索和反复打磨，探索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述体系，建构了一个普及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为以后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风，以科学的精神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态度问题，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风问题。艾思奇正是以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努力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与群众真正产生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

　　艾思奇涉猎、研究的哲学领域很广、问题很多，但他能够融会贯通，把它们聚焦于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的哲学解决。在延安《新哲学会缘起》中，他集中表述了这一思想。1938年9月，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党员干部，毛泽东倡议成立“新哲学会”，并把这个任务交给艾思奇和何思敬负责。艾思奇在他起草的《新哲学会缘起》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重要问题：“我们反对脱离实践的人贫乏空洞的‘纯理论’的研究，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更专门更深化的研究。相反的，正是为着要使理论更有着实际的指导力量，在研究上就不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一个有力量的理论不是单单靠着眼前的狭隘经验就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有着比较专门化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见黄楠森、庄福龄主编，第1224页)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反对脱离实际和空洞的“纯理论”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又要反对浅尝辄止、满足于狭隘经验的经验主义倾向;既要反对强调中国特殊性而拒绝一切外来文化的闭关自守主义，又要反对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这对于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脱离实际，轻视实践，认为研究实际问题不是学术、没学问，是不行的。反之，满足于简单的结论，不能广泛研究和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成果来深化理论研究，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也不可能完成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使命。

　　艾思奇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研究中，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治学严谨、坚持真理、乐于接受不同意见乃至批评的科学态度，并以这种科学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创新。

　　首先，他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之矢，去射中国实际之的，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过程中，他注重针对中国的实际，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其次，他采取了解放思想、勇于探讨的科学态度。1950年，一次在清华大学讲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提出基本粒子不基本、仍然可分的观点。物理学教授们依据自己当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坚持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有人甚至认为“艾思奇不懂自然科学”。(卢国英，第458页)后来的发展证明，艾思奇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何祚庥研究员因此曾撰文写道：“作为新中国的粒子物理学工作者，当然不会忘记在1964—1965年间，毛泽东同志和艾思奇、于光远，还有周培源教授等人所做的一系列有益的讨论和谈话。但是，同样需要纪念的事情是，早在1950年，艾思奇就将列宁的‘电子也是不可穷尽的’这一经典式的论断告诉了我们，并做了他自己的理解和论述。”(《人民哲学家 —— 艾思奇纪念文集》，第91页)

　　再次，他采取了平等讨论、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科学态度。艾思奇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平等讨论问题、乐于接受正确意见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一次，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指定大家阅读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讨论中，地质系研究古生物的教授们提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说人类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这是以达尔文等人的研究资料为依据的。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认为，人类并不是从类人猿演化来的，而是从古猿演化来的。当时有人认为这是违反经典著作的错误观点，是某些教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甚至主张加以批判。艾思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不但不认为那些教授们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十分虚心地尊重和接受了意见，并在以后的讲授中对原来的观点加以了纠正。还有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学习讨论中，发生了关于形式逻辑是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艾思奇开始时主张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岳霖等学者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经过反复辩论，取得共识，艾思奇也认为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艾思奇这种虚怀若谷的风格深为哲学界所称道。

　　由此可见，艾思奇以自己的学识和精神风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精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能够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的重要条件。只有彻底的、科学的真理，才能真正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才能真正掌握群众。不能不看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误解，与个别宣传者的误解、误传和简单化有密切的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科学化，以科学的精神来普及、宣传、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

　　总之，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者、实践者与开创者。他笃信力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说明中国的实际问题，创造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发展史上的地位。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今天，纪念和研究艾思奇，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他、继承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奉献一生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付诸行动，切实做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创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这是摆在我们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艾思奇，1981年：《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2007年a：《大众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b：《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

　　黄楠森，1987年：《哲学通俗化的榜样》，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中央党校出版社。

　　黄楠森、庄福龄主编，198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卢国英，2006年：《智慧之路 —— 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文集》，1999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秦廷国，2008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之镜与实践创新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侧记》，载《哲学动态》第2期。

　　任继愈，1997年：《艾思奇在旧大学普及新哲学的功绩》，载《人民哲学家 —— 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人民哲学家 —— 艾思奇纪念文集》，1997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王丹一、卢国英、叶佐英，1985年：《艾思奇年谱》，载《一个哲学家的道路》，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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