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学习和研究，已经过去了60年。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的60年历史，对于继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60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发生的八个重大的主题转换。
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第一句话就鲜明表达了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列宁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进程中成长起来的”。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革命需要，“阶级斗争”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正是由于成功地运用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的工作重点由武装斗争转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强调，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仍然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基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主要任务的这种总体定位，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阶级斗争实际上变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政治保障，无论从内容上或形式上，它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提到了理论议事日程上来。
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导致我们党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贯彻党的八大的政治决议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反而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越来越被摆到更为重要的地位上来。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进一步把“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引向了党内并提出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
特别是在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一切的“文革”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被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被视为是决定一切的法宝。在此情形之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实质上也就还原为一种极端激进主义的阶级理论。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特别的关注，列宁阐述这一问题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三届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向匈牙利工人致敬》、《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成为人们探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文本依据。在一段时间内，对于“阶级合作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政治批判变成为家喻户晓的套话，甚至哲学上的学术争论也被定性为“路线斗争”，比如，对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思维与存在的没有同一性论”、“合二为一论”的批判也被归结为“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③有些理论工作者提出“我们共产党不是干别的事情的，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就是要从反动统治阶级手里夺到政权，就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根本核心的问题。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可以取消”。④事实上，这种阶级斗争至上论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研究造成了长期停滞的局面。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其后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开启了中国思想解放的理论创新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在了全党工作的首位。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来看，继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以及认识论的重视之后，实践概念的哲学探讨随之兴起，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研究成为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最大的亮点；与实践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概念的理论探索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而这个问题的深度开掘则是关于主体、客体以及主体性问题的进一步追问。进入到90年代后，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研究标志着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的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在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放弃了从阶级斗争的单一视角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人的问题”摆在了核心的位置上，从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说。20世纪末，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提出，人的问题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为本”被庄重地铭写为一种政治宣言，并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激荡回响。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已经不是在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照的意义上使用的，因为，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早已走出了“谈人色变”的忌讳，那种把批判人道主义中的唯心成分混同于彻底否定人道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并不标识一种革故鼎新的大变换和激烈的政治转向，与其说它是一种先导性倡议，倒不如说它是在增量积淀的基础上的普遍升华。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处于普遍贫困的社会无法谈以人为本；在一个任意践踏人的尊严的‘人治’社会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在一个没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物权与人权都没有保障的社会也谈不上以人为本。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我们今天谈论‘以人为本’的构成性语境的前提，也是我们真正理解‘以人为本’内在意蕴的物质条件”。⑤正是在“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中共中央开始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研究进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二、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的政治学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从理论上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成了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被单独编辑成册，发给每一个党员进行学习。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从一开始就与阶级斗争理论联系在一起，被理解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被理解为是对于“地、富、反、坏、右”的镇压，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包含着的以民主政治为重点的具体内容被严重忽视，而且其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关系被颠倒了，不是认为如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借以进行阶级斗争和消灭阶级的武器”。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其一，在提法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地使用“人民民主专政”，其二，“人民民主专政”不再与“阶级斗争”相提并论，其三，“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变成“国家职能”的一部分，并且这一职能越来越表现为“民主的运作”而不是强制的镇压。在学术层面上，人们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解读也逐步向“民主政治”方面倾斜。理论界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已经指出，这一专政就是“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⑦列宁基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复杂局面，基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过渡时期”可能较长的现实，着力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职能。实际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确实被做了狭隘的、片面的、僵化的理解，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而是“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只有破除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式理解，才能够根据变化了社会现实不断丰富“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向前发展。
科学发展观理论为中国的政治文明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和“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等重大理论观点，并且结合我国的现实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些理论观点显示出我国的政治理论已经从简单地强调革命、专政和镇压转而强调和谐、民主与法治，强调民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理论界则开始重新研究经典作家有关民主政治的思想。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民主政治思想以及《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民主思想被重新加以研究⑧。取代“革命”、“斗争”、“专政”概念的是“改革”、“和谐”和“民主”。中国政治学发生了“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的重大转变⑨。随着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提出，理论界开始普遍重视经典作家关于“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人们开始关注诸如“人道主义”、“人性”、“人权”、“人本学”、“人民主权”等等一些长期被认为是理论禁区的概念和理论。人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三、党建研究主题的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执政党。“文革”期间党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党理论。重点研究马列主义、斯大林的党建理论，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理论，特别是研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理论，论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优越性，批判资产阶级政党，防止修正主义。研究对象主要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时期党建学科的经典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涉及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题的毛泽东著作。
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紧密联系这条基本路线推进党的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随着全党工作中心和党建工作重心的转变，党建研究重点也随之转变。和前一时期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党内民主的思想尤其是恩格斯后期的思想受到重视，列宁遗嘱中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成为党建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这一时期，党建学界注重对毛泽东晚年以前的党建思想和列宁晚年的党建思想尤其是列宁关于建立党内民主机制，约束最高领导人权力的遗嘱的研究，强调党内民主和权力制约的思想。邓小平党建思想是这一阶段党建研究的重点。其党建理论强调从制度层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开始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的总体研究思路。此时学术界意识到经典著作在解释和解决执政时期的党建问题方面的不足，开始关注西方政党理论，但总体上党建研究仍然局限于对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研究。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党的建设置于全球范围内政治力量较量、变化的大背景中来思考，执政意识更加强烈，开始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问题，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意识的完全确立。
这一时期，从研究话语来看，执政党逐渐取代了革命党，成为党建研究的核心词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研究焦点。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党的执政基础研究、两新组织党建问题研究成为党建研究的新领域。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为执政党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建设、党建科学化等重大命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党建的总目标，即“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⑩基于此，党建学界对执政党理论研究也更加全面深入，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党建学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对马列主义政党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再认识，还原其本来面目，发掘其现实价值。世界政党比较研究更趋成熟，党建研究已具全球视野。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党员主体地位、党员权利、党内民主、党内和谐等问题的研究，民主、和谐成为党建研究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始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总体研究思路。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建设到执政党建设的转变，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实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党的性质：从单纯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从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制度：从过分强调集中制到重视发展党内民主。过去我们更多的强调集中，大部分时间内把党内民主理解为让党员发表意见。现在，中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强调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领导作用：从主张党的事无巨细的全面领导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过去认为“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1)现在对党政不同的职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更为注重执政方式的合理性，提出了新的加强中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即“使中共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建党方法：从单纯强调思想建党和作风建设到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也十分重视作风建设。
四、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社会制度时提出过计划经济的思想。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地提出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控制全国生产，从而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思想。恩格斯也在多处提出过同样的思想。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都提出过“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的思想。列宁领导的早期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更加强化了这种生产和分配的计划性。这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曾经在实践中使得俄共党的事业遭受到巨大的挫折，甚至一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列宁力排众议提出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试图改变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没有被看做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必然选择，而是被当作一种权宜之计。在经济困难时期渡过以后，斯大林很快丢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找回了计划经济的制度选择，并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提出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理论，用以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所谓“苏联模式”。
单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就是我国建国后前30年各种经济学教科书的研究主题。不论是翻译过来的前苏联的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中国后来自己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编写者所引用的经典文献主要集中在上述相关引文的内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恢复高考制度后重新编写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时，这个研究主题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编写的部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依然是教材中列出的主要的参考阅读书目，书中依然大量引用前苏联教科书中引用过的文献(12)。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挑战。农村土地承包制打破了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城市的个体经营开始得到允许，商品经济开始出现。中国的政策层和理论界开始关注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人们在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1985年，杨承训、余大章撰写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一书出版，这表明我国有关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系统的研究成果。该书在谈到文献引用问题时指出：“我国对于新经济政策，长期以来就不大重视，一些人大量地引用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话作为理论根据，特别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竟把列宁针对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所讲的一些观点当作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把那时的政策当作‘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楷模，新经济政策完全被歪曲了。”(13)这类著作的出版，距离1987年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只有两年的时间。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里，列宁虽然与后来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把商业原则或市场原则等同于资本主义原则，但是，毕竟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和实践的成功探索。也正是这个理论，为我们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打破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意义，更为我们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主题转换，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对于这个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还只是刚刚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这个问题不可能给出现成的答案。我们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和经典作家的理论与方法继续对其进行大胆地研究和探索。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肯定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下长期存在的资源配置方式。随着国家和社会财富积累程度的不断提高，国民财富中用于“按需分配”的部分会越来越多，而且，随着生产的高度订单化发展，传统的商品经济现象将会发生改变。但是，这不会影响各种经济核算和结算的正常进行，按劳分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长期的财富分配方式。而真正的按劳分配是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的。因此，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必将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长期选择。而且，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经济计划和控制的思想中，并不排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存在的可能性。
注释：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第460页。
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5页。
③《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9日。
④丁学雷：《共产党就是要搞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67年5月6日。
⑤周凡：《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⑥吴江：《过渡时期和阶级斗争》，《学习》1954年第6期。
⑧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普遍性》，《学习时报》2007年9月17日。
⑨俞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
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
(12)参见化学工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由北京大学王俊宜、钱淦荣等编的《政治经济学》，第371～39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由上海市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协作组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第233页。
(13)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论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再认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来源：《理论视野》 201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