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立原则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它认为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实然”（is），而不是“应然”（ought），社会科学只能解决手段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人类的目标问题，并由此为社会科学划定了实践范围。这一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性与真理性相统一并为社会实践指出正确的目标这一宗旨是完全对立的，它必然会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一些错误观念。因此，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何以会拒斥“应然”，是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看，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对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批判广泛而深刻，但是，这些批判对社会科学的实践者影响很小，他们仍然将价值中立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遵循。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不是把社会科学作为个人的认识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体制，作为承担着特定功能的人类社会的子系统，从西方社会的转型、学术研究方式和知识分子的变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价值中立原则的含义及其争论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阐述了价值中立原则，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韦伯在其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提出，科学工作者“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或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治社团中应该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的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外一回事。……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1]（P37）在实践意义上，社会科学本质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解决人类的目标问题。科学只能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如何做，但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因为，价值陈述与事实陈述在逻辑上是根本不同的，从前者不能逻辑地推出后者。
韦伯并不是反对科学参与实践,而是认为科学要看到自身的局限性。科学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在有了明确目标的前提下，科学可以提供适当的、合理的手段。科学也可以帮助人们确定，在现有的条件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在目标是否合理、正确这个问题上，科学就束手无措了。而任何社会政策都包含着价值的因素，这些价值都是相互冲突的，社会科学并不能判断谁更科学，社会科学也不能通过妥协这些价值观念获得更科学的价值观念。因此，价值问题、社会目标的问题并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由社会实践者凭借直觉、洞察力自己选择的。
二战前后，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成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风靡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为价值中立原则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社会科学家们都希望远离党派政治，把道德中立作为科学家的美德，努力在实践中把科学家的角色和公民的角色区分开。
但是，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在二十世纪之初，对社会科学实践能力的限制并不是理所当然的，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原则也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认同。
在德国，韦伯与努力建立规范经济学的施穆勒展开过激烈辩论。以韦伯为首的少数学者组成了独立的专家组织，提出经验社会科学实践功效的界限，倡导不涉及社会政策的社会科学，追求成为纯粹的科学家，主张为科学而科学。而古斯塔夫·施穆勒为首的学者认为可以确立“伦理的经济学”，它是对社会范围内的政策和制度满意不满意进行判断的规范社会科学，这一科学理所当然地参与社会经济政策。而韦伯所作的“以学术为业”的著名讲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
实际上，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就明确提出，社会科学的目的就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社会实践指出科学的、客观的社会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与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愿望、空想和乌托邦有着本质区别。
在同一时期，在强调区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同时，法国社会科学重量级人物迪尔凯姆坚持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目标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为事实本身所固有的、并能使我们科学地分辨出各类现象中健康的与病态的客观标准，科学就可以在忠于自己的固有方法的同时照亮实践。” [2]（P68）从这一点出发，当人们找到特定历史阶段某一种社会事实的普遍特征时，并加以概括， “健康的”社会事实的标准就被发现了，而偏离这一标准的就是“病态”的社会事实。这样，人们的任务就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状态，当它偏离时，就努力恢复它。所以，科学是能够给人们提供合理的社会目标的。
二十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科学传统也不接受价值中立原则。当时，美国的社会科学思想传统认为，社会科学和社会研究者的目标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所以，社会科学理所当然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目标问题。杜威等著名学者对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进行了激烈批判。
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以批判理论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对价值中立原则展开了更加深入地批判，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也提出超越价值中立原则，开放社会科学，为世界的公正化作出应有贡献。价值中立原则的哲学基础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有趣的是，在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仍然拒斥“应然”，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如果仅仅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把价值中立原则的确立简单地视为真理逐渐战胜谬误的过程，就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现象，或许，换一个视角，从知识生产的社会因素能更好地解释这个问题。
二、西方社会转型及其知识生产的工具化
在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进入了大调整时期。其特点是在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缓解生产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整个西方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个变化是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技术创新制度化。为了解决产品市场问题，资本主义不断以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新设备、新产品来开拓新的市场。技术开发成为主动的、有计划的行为，工业研究、科学、技术的运用已经系统化。科技创新体制化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自身的主要力量。
另一个变化是国家职能的转变。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理想的国家被理解为市场秩序的“守夜人”，它只是为市场运行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秩序，并不参与经济行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开始参与经济活动，对经济进行调控，并通过福利制度减轻社会冲突。正如美国学者林德布鲁姆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市场体制是带有被管制的性质的，或者像旧式自由市场人所诋毁的那样，它是受到‘干涉’的。” [3]（P7）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职能出现了一种非政治化特征。国家关心的不是在出现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美好社会，而是既定的社会框架内，整合、维护社会体制的运行，从手段来思考、解决社会中的各种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西方社会出现了强大的技术统治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R·阿隆、W·W·罗斯托、丹尼尔·贝尔等学者，其核心观念是一种历史终结论。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工业社会，其标志是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工业社会的两种具体形式。在工业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所有的人都将从中受益，所以，现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冲突将消失或减轻。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技术、发展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西方国家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一社会形态，如何运行、调节这一社会形态。在这里，一切关于社会目标的冲突都将转化为手段的问题。
现代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地介入和管理，必然对知识生产产生巨大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大学的自我定位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西方传统中，大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被认为是与世俗无关的追求真理的场所。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政府基金、社会基金的介入，大学职能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国家的工具。196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发表了《大学的作用》一书，他否认了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倾向，认为“现代大学需要将它的努力与工业制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大学不但没有自主性，或脱离它的环境，相反，它现在注定要成为 ‘一个具有国家目的的主要工具’。它的结构和课程经过调解，以满足现代化经济不断提高的要求。” [4]（137）随着社会的进程，西方大学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克拉克•克尔所描述和设想的程度。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指出，“现实的高等教育正全面融入与资本主义利益有联系并为之服务的公司—国家网络中”。[4]（P122）
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转变中，西方社会中出现了极其强大的技术统治的倾向，这一倾向忽视新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总是力图把一切社会目标问题转化为手段问题，转化为既定社会形态中的技术问题。
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原则正是适应了这种趋势，才成为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价值中立原则本质是一种技术性原则，是相对于目标的手段原则。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著名讲演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科学只能确定手段，而不能确定目标。当有了明确的目标时，科学可以提供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者，就现有的手段而言，可以确定在诸多目标中哪一个目标具有现实性、可能性。但是，科学无法确定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因为目标的问题属于价值问题，而科学属于事实的问题，二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这样，社会科学就被限制在技术性和手段性的范围内。同时，韦伯提出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想法则被抛弃了。
三、“采购式”社会研究模式的出现及其影响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认识活动，但是，这种认识是以体制化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也是一套社会建制，是整个社会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不可避免的，社会科学必然要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角色，承担其特定的功能。而价值中立原则正是体现着社会科学在西方现代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和角色，是这种功能和角色的规范化。
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第二次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对自身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所进行的大调整，而社会科学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
资本主义革命和制度建立之时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大规划时期。此时，人们迫切需要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定位，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整个社会制度描绘新的蓝图。这时的西方社会科学具有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双重特征，学科还没有分化和体制化，其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进程，指明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历史的进程等问题。当时的社会科学追求的往往是“宏大叙事”。
而伴随着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西方社会科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上出现了重要变化，注重微观、追求数量化的应用性研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微观研究把社会事实分解为现象，针对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具体问题，并通过案例进行研究。如电视收视率与性别、居住地、文化水平的相关性，哪些因素影响收视率，电视主持人能控制哪些因素，改变哪些因素等等，而这些又要经过大量的访问或经验调查。这种社会研究深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强调量化的数据和准确的工具化的理论，大量应用统计学，理论术语必须可以转译为经验的、可观察的术语。社会科学研究的只是陈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是解释变量间相关性的模型，只要它能有效地解释各种经验材料，有效地预测就可以了，而寻求社会现象的深层原因不再是学者们的主要目标。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指出，这种社会科学“自1945年以来曾经对欧洲和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学研究和发展起过主导性的影响。” [5]（P2）
如果从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变化来看，社会科学的变化是与新的“采购式”社会科学研究模式相联系的，而这种模式又是为西方社会结构性调整服务的。在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业余研究者，研究出发点是个人兴趣。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是受过严格专业培训的学者，而其研究的题目往往是来自政府和大公司。最早接受这种“采购式”研究模式的奥裔美国社会科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维也纳大学建立了经济心理学研究所，并与奥地利无线电公司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签订年合同，为社会研究奠定了体制和运作模型。后来，他把这种模式引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这种模式又从美国返回到欧洲。“在此情况下，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是作为一种让精英们了解人民的办法提出来的，但切切需要记住的是，需要了解什么样的情况总是先由精英们根据政治上的可行性做出决定，然后作为委托研究合同列出……拉扎斯菲尔德本人所称的这种‘行政管理研究’直接以出资者的计划目标为研究取向，但不涉及目标的确立。” [6]（P22）
这是政府和商业对科学研究的起主宰作用的研究模式，它推动了研究的实证化。政府和商业要求的特性加强了社会研究者的实证主义倾向。“此类研究花费昂贵，他们不得不考虑提供经费的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些利益集团作为总体，其问题又非常零散。” [7]（P69）因此，金钱的问题和时间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研究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为了获得研究经费和高效率地得出研究结果，研究活动要求研究者必须分工合作，研究就有了集体性、系统性特征。从外在的要求来说，“行政官员常常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性事实及其相互关系，而这往往也是他所需要或想了解的全部东西”，[7]（P111）因此，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具有量化、形式化的特征，经验材料只是局限于大量可重复的、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材料，理论只不过是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在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实证主义程式化的研究过程，先抽样挑选访谈对象获得数据，对数据进行标准分类，再找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从而获得事实和结果。这是一种“不必顾及实际问题就可以用于研究的方法”。[7]（P69）
而价值中立原则也与这种研究模式相契合。这种形式化的实证主义研究过程本身就假定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的观点和出发点是正确的。这种研究把自己置于工具性的地位，而对社会的实质性问题漠然视之。这种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培训机构，不断的培训出适合自己研究特征的研究人员。在这个过程中，这种量化、形式化的研究，成为了科学的规范，获得了科学的必要形式。“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它维持的方法论压制力，它所关注的实用性，它的研究组织所倾向的与选择和和训练的心智品质，……这种科层制风格及其在制度上体现是当代社会的主导趋势和它的独特思想类型相一致的” [4]（P115）在这个过程中，价值中立原则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了，这不是出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而是这种“采购式”研究模式的需要。
四、科技知识分子的兴起与价值中立原则
韦伯认为科学家不是先知，没有权利为他人指出实践的目标。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思想，标志着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一种新型科技知识分子逐渐代替了传统知识分子。
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往往远离世俗生活，与经济制度只有肤浅的联系，从事非技术性的文化工作。在生活上，他们依赖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维护普遍存在的阶级和权力关系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置于各阶级之上，自认为是永恒真理的代言者，是普世的历史信念和价值的化身。“他们能系统地阐述意识形态和话语，促进大规模团体的形成，使大众的信仰体系合法化……知识分子在建立制定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标准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知识分子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以局部斗争、政党、革命和国家的主要推动者的身份，站在重大的政治团体和政治事件的前列。” [4]（P1）
在西方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和守护者，他们思考着宇宙的本质、社会的法则，以永恒的真理、正义的守护者自居，并为这些理念而生，为这些理念而斗争。知识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称这些知识分子“为理念而生的人”。[8]（P2）不管是把自己理解为社会变革代理人的激进知识分子还是把自己理解为稳定和秩序的代表的保守知识分子，他们都具有强大的批判能力，具有在社会变革时期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的能力，都力图为社会发展指示方向。
在20世纪中叶，随着国家参与经济社会的管理以及企业内部科技创新的制度化，社会需要大规模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政府、大公司及其基金会通过物质杠杆开始主宰文化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一个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教授、经理和一些白领工人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这些新型的技术专家凭借着科学、技术、财政、军事和通讯知识使国家资本主义平稳运行。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这些领域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新知识分子不再处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边缘，……他们——作为技术人员、经理、专业人员、文化工作者和高级文职官员——开始在经济和政治中占据一个必不可少的位置。这样，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劳动分工内处处占据了统治地位。” [4]（P92）
科技知识分子的兴起被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描述过。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曾经描述英国知识分子的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是完全牧师式的人物，在那时，“即使比较纯粹的哲学分歧背后，通常也都存在着信仰与怀疑之间的分歧。” [9]（P2）在这之后，他们转变为几乎完全世俗的人。 “哲学家现在必须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在它们的学术讨论中关心技术性问题，几乎没有党派政治活动的余地，就象在法庭上一样。”[9]（P2）三十年代，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曾经困惑地谈到知识分子的含义，知识分子“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定义，在新的定义中当然不包括卢瑟福、爱丁顿、狄拉克、艾德里安和我了。” [10]（P8）英国思想家查•帕••斯诺将这种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分裂概括为两种文化。实质上，这是随着西方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大规模管理而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大转变，传统知识分子或者迅速向科技知识分子转化，或者被边缘化。
现代科技知识分子随着现代西方社会的现存体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其发展而发展。他们对既存社会融入之深，获利之大，使他们已经成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社会功能就是维护、调整现存体制的运行，是现存体制的工具。他们不可能背离自身的既得利益，去规划、参与可能的、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他们的工具性功能越强大，批判性功能也就越弱小。他们在经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是，他们主导历史进程的能力却下降了。
所以，从知识分子变化的角度来看，价值中立原则是现代科技知识分子的行为原则。这项原则把社会科学局限在工具职能上。这样，虽然它要求社会科学不涉及意识形态。但是，由于这项原则本身就是以认同现有体制为基础的，所以，遵守这项原则的现代知识分子技术活动本身就执行着维护现存体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在这种客观性、中立性和独立的科学行为中，对现存体制的合理性的和正当的反思被排除在科学的领域之外，任何超越现存体制的合理性的和正当的社会目标，也就是“应然”，被排除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外了。
结语：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之所以拒斥“应然”，既不是源于人类理性的限制，也不是源于人类认识的限制，而是源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赋予主流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模式和科技知识分子的工具性角色的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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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