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人生道路也与共和国的成长相伴随。中学毕业后下乡务农，进厂做工，经历了近10年的劳动生活；又经过恢复后的首届高考，在1978年春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学习，由此迈入哲学大门；以后在萧?S父、唐明邦、李德永三位老师引导下进入中国哲学专业，先后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完硕士生和博士生，并留系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至今。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务农做工生活，现在往往被人们称之为“蹉跎岁月”。但我却感到，正是这段经历，增长了自己的阅历，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激发了自己对哲学与历史的兴趣，成为日后从事哲学研究的背景。

　　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起步于古代哲学。读本科期间，我在萧?S父老师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葛洪生死、形神观初探》；读硕士生期间，我在萧、唐、李三师指导下完成了学位论文《〈吕氏春秋〉思维模式研究》。在硕士论文中，我尝试对长期被认为属于杂家的《吕氏春秋》予以新解读，提出该书有着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吕不韦在书中《序意》篇所提出的“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即天地人相统一的思维模式。

　　然而，我研究中国哲学的兴奋点没有停留在古代，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转向了近现代。这一转向的契机，可以追溯到初读硕士生时在萧?S父老师指导下对王夫之思想的研究。当时我写了几篇有关王夫之哲学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是与萧老师合写的《侯外庐同志新版〈船山学案〉读后》。从王夫之研究入手，在侯外老、萧老师力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说的影响下，我开始关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中的近代性因素。当然，这一转向更有学术上的直接机缘：1985年，我承担了熊十力《明心篇》的校点工作，从中感触到20世纪中国哲学的智慧、创造力和意义，并从中发现了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门径；1987年，我参加了方克立、李锦全两位老师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组内分工中承担了研究湖北籍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的任务，这成为我以后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个案。

　　我在读博士生期间，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上，着重对其中最为核心也最有难度的本体论问题进行探讨。三年下来，在萧?S父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篇25万字的博士论文，不仅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而且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由重视认识论转向重视本体论、由重视范畴史转向重视问题史的一部代表作。张岱年先生作为论文的评审专家，在评审意见和后来写的《序》中对论文予以了很高评价，不仅在当时对我是很大的鼓舞，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我深入开展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以博士论文为起点，我在以后的20年间，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进行了多方面的专门性研究。除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开展研究外，我在人物个案研究和思潮专题研究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重点与特色。在人物个案研究方面，我一直把徐复观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开展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有在湖北农村插队务农的经历，使我对这位来自鄂东农村的现代新儒学思想家能够作出深切了解和解读。在这方面，我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在思潮专题研究方面，我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出发，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我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开拓出一个新思路和新空间，也使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我形成了自己探索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哲学史观。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使得19—20世纪中国哲学呈现出与以往时代的巨大不同，经历了从古代形态而近代形态而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变，正是这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构成了19—20世纪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主轴线。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尽管是在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强烈影响下发生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表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这两种哲学运动在实际的哲学发展中是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总特点。中国哲学在自商周之际至鸦片战争前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古代传统，而随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形成了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区别的现代传统，这就使得中国哲学传统出现了变化与更新。因此，对于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有司马迁所讲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尤其需要把握好一个“变”的问题——不仅要看到19—20世纪中国哲学在一百多年间的变化发展，而且要看到这种变化发展中还有哲学形态的转变与哲学传统的更新。

　　与此同时，我形成了自己探索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这就是把重视“思”的哲学史研究与重视“史”的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关注那些直接来自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哲学问题，如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使之成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二是探讨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世界的联系，关注思想世界的不同层面——属于精英文化的观念形态、观念形态与实际运动相结合的社会思潮以及属于下层民间文化的群体意识与观念，与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相互影响；三是凸显19—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历史环境的联系，关注政治生活、地域文化、文化教育中的新事物新因素，对中国哲学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的重要作用。我感到，只有重视“思”与“史”的联系，重视“史”对“思”的影响，才能对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作出合理解释与深刻阐发，借用王夫之的话说，就是“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回顾我的学术道路，我感悟到人生与学问其实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以往的人生经历影响了日后的学问选择，而自觉的学问选择又转化成了新的人生经历。对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我还将继续努力探索下去，因为这不仅是我的学问，而且也是我的人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