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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认真回顾一下他关于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及其主要学习方法的意见，对于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清醒估计我们党自身的理论修养状况

　　我们党一向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我们党在其发展历史中也十分重视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党所有成员的理论素质状况就自然而然地都提高了。理论学习不够，理论修养不足，理论水平不高，是很多同志长期存在的弱点和缺点。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早在1937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2页)的情况。l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同上，第533页)他认为，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的党，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当时他提出：从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l940年6月，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中又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参见延安《新中华报》l940年6月28日)1941年8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著作，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l993年版，第324页)。l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3页)

　　经过延安整风， 全党获得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方面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所说：“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1-342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l948年9月，毛泽东再次强调：“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l37—138页)1949年3月13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还说：“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同上，第260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理论建设有比过去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在这方面我们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思想理论建设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页)。1964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一个批示中还说，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少人，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条件下，或者处于长期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缺少认真读书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理论修养(参见吕澄等主编：《党的建设七十年记事(1919—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l991年版，第417页)。

　　在以上这些讲话、谈话和批示中，毛泽东一方面充分肯定我们党在理论学习中取得的进步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一再指出我们党在这方面存在的差距。这种认识和判断，符合我们党理论建设的实际状况。看不到理论学习方面的成绩是不对的，会失去信心；不承认我们在理论学习上还存在的缺点和不足，那就找不到今后的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要看到，思想理论建设是一种基础性建设，是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但是，必须不断地提出任务并不断地加强学习，我们在理论上才能不断提高。今天，我们在理论学习方面所具有的客观条件，是以往战争年代无法比拟的，关键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并将其变成重视理论学习的实际行动。

　　二、“干部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提出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我们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通常的做法。

　　1940年l2月底，毛泽东在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的谈话中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l993年版，第249页)1942年4月，毛泽东建议并支持编选《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担任主编)。这本书，在延安整风乃至以后很长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11月，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1943年3月，毛泽东又提出：中央直属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著作40本。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提出：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当时提这个要求的时候，特别讲了个“不装”的道理。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指出：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5本书。如果有5000人到l0000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8页)

　　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于部必读书目，毛泽东审批后由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规定。这套“干部必读”一共l2本，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同上，第261页)这12本“干部必读”，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于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党犯了“左”的错误，在纠正当时觉察到的错误的努力中，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了读书的建议。l958年11月在中共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带领与会者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作了多次重要讲话。他提出，要重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的著作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为了使广大干部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毛泽东在1958年11月9日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大家“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2页)。他还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同上，第432页)同年l2月，他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再次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几本书。他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959年l2月至l960年2月，毛泽东曾几次组织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社会主义部分，并留下了大量的读书谈话记录和批注。虽然毛泽东当时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等问题上的认识有局限性，但其中的宝贵思想确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新认识、新成果。

　　1963年5月，党中央明确要求党内高级干部要学习马、恩、列、斯著作。中宣部根据这一指示拟定了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一共列有30本。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1本、列宁的著作11本、斯大林的著作5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本。

　　毛泽东认为，马列的书很多，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但是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是必要的。在1963年7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他说，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两万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4页)。l964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一个批示中要求，为了适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参见吕澄等主编：《党的建设七十年记事(191 9一l 991)》，中共党史出版社l991年版，第417页)。

　　为了便于老年高级干部阅读，1964年2月，毛泽东还指示，列为选读的马、恩、列、斯著作的30本书要尽快出版16开的大字本(4号字)。毋庸讳言，在学习理论过程中特别是“文革”期间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否定毛泽东提倡理论学习的意义，而且1958年以后的几次理论学习大多是在察觉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之后组织的，是为了纠正错误而做的一种努力。

　　三、下气力改造我们理论学习的方法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怎样学习，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毛泽东l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795页)。他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理论学习方法主要有这样几条：

　　第一， 理论学习应该采取“挤”和“钻”的方法。

　　毛泽东提倡要在工作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1939年1月27日，他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讲话中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同年5月20日，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在延安已经组织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已经见了功效。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是一所无期大学(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l993年版，第l24-l25页)。

　　毛泽东当年的同窗好友萧三曾经回忆，毛泽东在1939年5月20日的这次讲话中还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这是宰予(孔子的学生)的理论。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两三年来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要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其次，有看不懂的困难。这就要学木匠的钻……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古人说校对为‘校仇’，就是说，要把错字当作仇人看待……学习的时候，个人活动和组织活动要配合起来。”(转引自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l993年版，第254页)

　　第二，“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学习方法。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本来是徐特立主张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在毛泽东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和发展。 几十年来，毛泽东每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各种读书符号，在书眉和空白地方写下许多文字批语。由于有些著作他是反复读，读了很多遍，因而，这些符号细密连绵，批语多次增加，其认真态度令人感动。他早年在仅有l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上就写了l2000字的批语(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l990年版，第ll6—275页)。他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读几本哲学书籍时的批语和符号中更可见一斑。其中，他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本书的第3版上的批语最多，有12000字左右，这本书中最长的一条批语有l200字左右。这些批语，有的是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提要和归纳，有的是对原文观点的臧否、疑问和讨论，更多的是联系中国实际而写下的心得、体会，是对书中观点的运用、发挥。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批语不断深化了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又成了后来的论文。这一点，我们从他l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矛盾论》是这本书中两节)与他在几本哲学书籍上的批语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清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老说读书写不出体会来，往往是没有日常的积累。

　　第三，理论学习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书，这是毛泽东倡导的理论学习的根本方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提出：对于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1941年7月，毛泽东在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年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在职干部教育问题时说：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一l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特别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在他看来，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新中国成立后，l959年2月，他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原则(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6页)。l960年l2月，他在《中共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指示》稿上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l996年版，第385页)

　　我们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发现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遇到大事之时，或者在大事过后，毛泽东总是强调抓住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学习，一个是调查研究，而且他希望能够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形成既合乎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合乎中国实际的新的理性认识。按照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的论述，理论联系实际应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要学习并掌握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主要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关键在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二是要联系实际学习理论，并且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三是要在各方面作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只有做到了这三点，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第四，理论学习应该长期坚持，养成习惯，形成风气。 理论学习必须长期坚持，持之以恒。毛泽东在1939年5月20日的讲话中就说过：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学到底，懂一点就满足了，满足是学习的最大顽敌。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

　　要长期坚持就必须养成习惯，形成风气，变成自觉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需要有一点毅力，有一点精神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现在我们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在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l983年版，第l88、193页)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精神不振的表现。同年lo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夫学习。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l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而且还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即是说，学习的内容是广泛的，并非只是学习马列著作就行，但是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毕竟是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今天谈论毛泽东当年对理论学习重要性的论述和对理论学习方法的提倡，并不是要简单重复他的话，更不是要直接照搬他的具体方法，而要从中领会道理，学习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指出：“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管总的东西，不学习理论，势必思想空虚，精神贫乏，是非不辨，方向不明。一些干部出问题，同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密切相关的。”(《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页)在今天，我们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承担着艰巨的任务，更需要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而在理论学习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应该以毛泽东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