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长期遗失，以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未能选入，付诸阕如，直到1991年才补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第一卷中，成为《毛选》第二版增补的唯一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是在1961年1月见到他这篇失而复得的文章，欣喜之情溢于言表，3月他在三南会议讲话中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他还说过丢了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在紧接着三南会议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对这篇文章作了系统的介绍，逐节进行讲解，足见他的重视和喜爱。后来，这篇文章经他修改审定，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公开发表。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反对本本主义》（当时题名《关于调查工作》）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下面我对这篇文章作一些介绍。

　　一、《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毛泽东自己有过说明。他在1961年3月11日为向三南会议印发这篇文章而写的一个批语中说：“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两天后，他在三南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年写的。”3月23日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

　　毛泽东所说的“一番大斗争”，是指当年红四军党内对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新时期，进入独立创建军队掌握武装的新时期。红四军建立后不久，四军党内关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争论的主要点，毛泽东列举了14个之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问题、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集权制与极端民主化问题、创建根据地与流寇思想问题、集中兵力与分散兵力问题、对时局的估计问题。毛泽东坚持党必须领导军队，指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建立、巩固、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流寇思想；指出对敌斗争必须集中兵力，反对分兵冒进；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反对悲观主义，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红四军中一些同志却不接受。

　　红四军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斗争，在1929年上半年逐渐激化起采。一是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来信，红四军前委在4月3日收到。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将红军分成小部队（数十人至数百人，至多不超过五百人），散入各乡村中去；二、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来中央，因为目标太大。这封信是在中共六大以后中央领导人回到国内发出的，贯彻了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正确认识。周恩来1944年3月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明了这个情况。毛泽东在收到中央二月来信的第三天，即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对来信中提出的那两点，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强调“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过去“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但是，二月来信还是使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一些同志受到鼓舞，毛泽东指出“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二是恰在这时，中共中央又派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红四军工作，刘到后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红四军中制造派性，排挤毛泽东，使四军党内原有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和公开化，突出地表现在要成立军委以削弱甚至实际上取代前委的领导。刘安恭照搬苏联军队的一长制，贯彻共产国际某些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后来毛泽东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刘安恭在红四军中搞的这一套，使毛泽东很难工作，他的正确意见不能贯彻，但又要担负领导责任。这时，毛泽东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了，他心力交瘁地说“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接下来就是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的召开。毛泽东的一些原则性的正确意见受到批评和非难，还说他对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毛泽东担任的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会议越权改选由他人担任。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发出指示信，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指出“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实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现在还没有需要组织军委的那种情势；批评红四军党的七大在严重的局势下不“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而“主要精神是在解决党内纠纷”；指出“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他“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这个八月来信，可惜红四军没有收到。接着，中央又发来九月来信，批评了红四军中的一些错误思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根据中央的九月来信，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仍任前委书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九大通过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历时两年的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基本上解决了。这场斗争，具体地表现在红四军党内，但所触及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这场斗争应当从哪些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呢？最根本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抓住问题的根本，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上思考问题，进行总结。他在1929年写给林彪的信中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而是“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军委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他还指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以上说明毛泽东已经提出思想路线问题，但对思想路线的内涵还没有说明。同年12月他为红四军党的九大起草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为了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就必须：“（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两点是后来规范地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的先导。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升华，对红四军党内的这场大斗争作出最深刻最科学的总结，在实质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我还想讲一个问题，即这篇文章与同时在1930年5月作的寻乌调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目前学界发表的一些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说《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调查之后写的，有的说是在寻乌调查前后写的，有的说是在寻乌调查同时写的，后两种说法是比较不确定的。那末，毛泽东自己讲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他讲过那又是怎么说的呢？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从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借回了《调查工作》石印件，随即照石印件打印了几份，于12月向上报送了一份。石印件上，这篇文章没有写作时间，只有特委（应是闽西特委）翻印的时间“1930.8.21”。毛泽东在1961年1月见到上报的这篇文章的打字件，接着有关部门又为他调来那份石印件，他记忆这篇文章是在寻乌写的，并说是1930年春写的。为了给毛泽东回忆和确定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提供一些材料，领导上要我（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整理出一份《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年八月主席和红四军活动的大事记》。听说主席看了这个大事记后说，这篇文章是他到寻乌后搞寻乌调查前写的。1961年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这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也可说明《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调查前写的。这段话是：“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这段话中，毛泽东说他写《反对本本主义》时对商业资产阶级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因为还没有作这方面的调查。但是，寻乌调查是作了商业这方面的调查的，并且是这次调查的一个重要特色，对商业的调查在篇幅上占了整个调查报告的百分之四十。由此也可以说明，《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调查之前写的。

　　二、《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理论的奠基著作，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早在1920年，他在写给友人周世钊的信中就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大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情况，作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些重要著作和许多有名的农村调查报告，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特别是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作了关于这个县（包括城、乡）的大规模的调查，整理出内容丰富、长达八万多字的《寻乌调查》。他在寻乌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这篇著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作了既生动具体而又有高度思想性的系统阐述，奠定了他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很尖锐，很坚决，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是对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坚决杜绝。

　　这个口号是针对以下情况而提出的：当时在党和红军中，有的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有的人不作调查，不了解实际情况，生搬硬套书本上和文件上的东西，或者外国的经验；有的人“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毛泽东指出：“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这样的瞎说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按照这种瞎说去做必然给革命带来损失，那末停止这类人的发言权，是一点也不野蛮，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公道的。

　　红四军中的调查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逐步开展起来。在陈毅1929年9月向中央提交的关于红四军的报告中，和熊寿祺1930年5月向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所作的《红军第四军状况》报告中，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每到一处，对社会都有调查。”“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也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他又严肃地指出：“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廓。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这就是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调查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客观的分析，提出正确的思想和意见。这绝不是罗列一些片段的社会现象所能做到的。大略的表面的流水账式的调查，是不能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科学依据的。

　　于是，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补充和发展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使它更完善了。毛泽东在通知中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重要口号，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创造性运用，却被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讥讽为“狭隘经验论”。1939年毛泽东在《研究沦陷区》一文中，对这种讥讽作了针锋相对的回应，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言中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以上表明毛泽东对调查研究这一科学方法的坚信和执著。

　　2、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来源于实践。毛泽东指出，必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真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是作调查研究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这就是说，调查研究不应当是事先抱定一种看法然后下去专替自己找佐证；不能在调查研究刚开头看见一些表面的片断的现象就匆忙下结论；在调查研究中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结论。一定要作客观的调查研究，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句话，不言而喻是说明调查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但毛泽东用的“十月”与“一朝”，包含了又一层意思，既有时间长短的区别，更有事情难易的不同。毛泽东说过调查研究做起来是不容易的，认识客观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要能够解决问题，必须作从历史到现状的有系统的调查研究，既要分析又要综合，由表及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往往又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的。

　　陈云在1957年曾经说过：“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当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才有基础。”陈云的这段话，也是强调调查研究、真正弄清情况之难，是对毛泽东的“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所作的一个很好的说明。

　　毛泽东在1960年纠“左”过程中，反复地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强调情况明是前提，是很重要的。他说：“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

　　综上所述，只有进行艰苦的深入的细致的调查研究，真正摸透了实际情况，才能解决问题。

　　3、领导干部要亲身出马作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说到上述这段话时他说：“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说过：“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要。”

　　毛泽东曾经说过，“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的主题。1961年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要教会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若干人，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满怀期待地说：“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他严厉地告诫：“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领导干部亲身作调查的方式，可以走出去，到群众中作实地调查；也可以请进来，请一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调查会。在对一个问题或一处地方的调查中，这两种方式又往往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到了1960年，由于一些情况的变化，毛泽东说：“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1961年，他派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4、要作典型调查。

　　毛泽东认为，要作深入的调查，“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他强调“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这种深入的典型调查，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解剖麻雀的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有那么多花，到处只问一下子，那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下马看花，就是作典型调查，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1938年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典型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调查的内容来说，对一个地方进行典型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不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即属于共性的东西。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积累调查经验来说，毛泽东指出：“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典型调查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典型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有的是特殊性的，即属于个性的东西，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根据某地某事的特殊情况而作出一般性的结论，那也是会出错的。因此，还要注意典型调查与普遍调查的结合，即“点”与“面”的结合。

　　（二）《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

　　1、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号。毛泽东把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概括，鲜明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反对保守思想，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产生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以上表明，《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在实质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虽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把党的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作出言简意赅的概括，还没有作出十分规范的表述，但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是已经提出和奠定了。

　　实事求是，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联系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来实现的。毛泽东说过：“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只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路线，和为实现方针、路线所需要的一整套的具体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指出：“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

　　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地体现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原则。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他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里面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他当年所破除的迷信是什么呢？一是对书本的迷信，一是对上级领导机关的迷信。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把“本本”作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本本主义，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任何“本本”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961年，他再次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反对“本本”，不要“本本”。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1961年他在讲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关于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在延安整风中，他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反对对上级领导机关的盲从，这就是不唯上。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只唯实的原则，是不言自明的。只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2、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提出了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在现存的毛泽东的文献中，“群众路线”这个概念，较早地见之于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的早期油印本和手抄本。其中，在批评单纯军事观点那一部分，毛泽东说：“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下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此处的“群众路线”改为了“群众”，所以在《毛选》中反映不出来。比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稍早一些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在这时，都还没有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规范的阐释。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对群众路线作了精辟的论述。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简要地概括，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实现领导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就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个领导方法是党的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着重讲的是群众路线的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个方面。他强调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因为共产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可以说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雏形，属于党的组织路线问题。还要说明的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紧密联系的，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提供保证的。作调查研究，绝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为了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以保证党的事业胜利前进。这其中就蕴涵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

　　3、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六节的标题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当时直接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按照共产国际替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决议和指示来进行呢？还是应当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指导原则问题，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应当说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正确的占了多数。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当时的革命形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这个决议案，直接指导中共六大作出关于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判断。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进展是“无间断革命”的错误论断，就对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左”倾盲动的决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后来出现的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都是有影响的。还有，布哈林对中国红军在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错误的悲观的认识，对1929年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的二月来信是有影响的。对于这一阶段中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或派驻中国的代表的一些错误认识，给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四军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毛泽东有切身的深刻的感受。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从组织原则上说对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约束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敢于响亮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是很不容易的、难能可贵的，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个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要改变“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的状况，而要靠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当时，毛泽东在他领导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中，努力地实践着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方针、政策这个指导原则，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发展，但他个人却遭到非议、排斥甚至打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就整个党来说，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才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使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向前发展。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时说：“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毛泽东认为“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说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的指导方针，同时也给党提出了长期的战略任务。时代在前进，情况不断地变化，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地摆在党的面前，要求党要不断地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与时俱进，才能使党的事业永葆青春。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论述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肇始，虽然这时还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

　　（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之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

　　毛泽东很看重认识论，他曾经多次讲认识论问题。1964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可见他对认识论的重视和强调。他曾经说过：“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毛泽东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是他写的《实践论》，这篇著作系统地深刻地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两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认识运动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等等。在《实践论》之前，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已讲到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在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他讲了认识事物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当时用的是“实质”这个概念，实质就是本质。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他举例说，大革命失败后剩下的一点小小的革命力量，如果只从某些现象看，自然会使一些同志产生悲观的思想，但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他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概括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认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认识的来源，也就是1963年他提出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这就是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他实际上讲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还在实质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之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

　　三、《反对本本主义》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曾经说过：“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这是指文章中提出要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并不是说这篇文章只对民主革命具有指导意义。这篇文章所深刻地阐述的调查研究问题，毛泽东说这是文章的中心点，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如果情况不了解，政策就必然出错误，而要了解情况，就必须认真地作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课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为情况是在发展变化的，会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明确指出：“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又一次强调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把做不做调查研究提高到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上加以认识，他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今天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更加需要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加强调查研究，作出正确的应对，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