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但是，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直遭到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汉学家的误解和曲解。对此进行一些辨析，以辨是非、正视听，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领悟和把握，对于巩固和发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提高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历史上，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历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而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在这种大党大国主义把持时期的共产国际，它所发出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变成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对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大国主义的干涉和指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曾经回顾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0页)甚至在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根据列宁关于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多次告诫，强调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之后，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1975年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现时代》一书，还在蓄意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言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1982年，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在发表《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

　　然而，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却是没有根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把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普遍利益，声称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并打着民族的旗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但这与重视民族差别、尊重民族特征，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权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在年后的当时还是完全正确时，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 页)列宁则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强调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为此就“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 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一贯要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之所以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9页，1991年版)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所谓“民族主义”毫无相干。

　　二、是“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还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导致革命胜利和理论发展?

　　苏联大党大国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诬指为“民族主义”的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汉学家。例如，美国的著名 “中国通”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4页)费正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参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在《毛泽东：再评价初步》一书中则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施拉姆：《毛泽东：再评价初步》，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应当说，这些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全都是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国际]文稿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卷第819、820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之间箭和靶关系的这种生动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存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理论的折衷混合。因此，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两种理论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的问题，也不是不当别人的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传统及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是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提升到拒斥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地步，也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为达此目的，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靶以外，是别无其他途径可言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这里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独立创立的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为例来进行一些分析。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在平时，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曾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正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异端吗?不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立了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的气概，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既继承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正出现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视为“民族主义”的诬指即宣告终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步出现了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一些左翼青年学者批评西方汉学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等于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洗了个硫酸澡。他们强调说，首要的任务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克·奈特提出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说它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第二种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花招，而他则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奈特的这种比较贴近实际的说法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同，正在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种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