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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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23卷研读会概况
2011年4月1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原本为孙应帅和陈人江，但由于孙应帅外出培训无法亲自到场做报告，他的稿子由张伟代读，会议由余斌主持。经济所的安东建、中北大学的张闳，以及肖斌等十多位马研院博士生和博士后刘召峰，也参加了会议。
孙应帅的读书报告介绍了《资本论》第1卷的写作背景、序言部分值得注意的要点、中心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以及他对本卷阅读的几点延伸思考，并提出自己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陈人江的读书报告同样围绕着《资本论》的写作和主要内容来展开，同时还对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前沿问题研究现状做了一定的介绍。主讲人报告结束后，大家还就本卷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理论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孙应帅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主要收集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科学巨著，这部巨著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显而易见的细胞形态入手，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精确的数学论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秘密，因而能够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矛盾，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有机自然界的演进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既从经济上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了理论合法性依据，也为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资本论》简介
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不久又遭驱逐。马克思于1849年前往伦敦。在那里，他曾经每天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下午8点在伦敦博物馆阅读图书，为撰写《资本论》收集资料。据有人统计，那段时间，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约有1500多种，所摘的内容和整理的笔记有100余本，其中甚至包括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蓝皮书”。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出版，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写作付出了近40年的心血，成为迄今为止他最广为人知和享誉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至今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无论赞成还是反驳，都不得不面对它、研究它。
马克思为构建他的劳动价值学说耗费了毕生精力，生前仅来得及正式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在马克思去世之前《资本论》其余各卷均未能问世，哪怕像手抄本之类也未曾见流传于世间，仅留下了浩繁的创作手稿，主要由恩格斯进行了精心整理，直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才得以出版，而第三卷延至1894年才得以公诸于世。从第一卷的正式出版到第三卷出版，期间相距27年。至于《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恩格斯临终之前托付给考茨基等人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问世时间更晚，到1910年，考茨基才将第四卷分别整理出版。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考茨基在整理马克思手稿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这个第四卷的版本实际上被否定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本论》第四卷最早的版本，已是前苏联于1954年至1961年间重新根据马克思手稿整理出版的俄文版本。这样，《资本论》从第一卷到第四卷出版几乎用了近一个世纪。大体而言，《资本论》的中心内容就是发现和研究剩余价值，其中第一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的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第四卷则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
由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时，正值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这本著作遂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而到第二、三卷出版时，欧洲革命已转入低潮，人们对《资本论》的关切程度已远不如前。即便传播到中国，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普遍关注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说，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理解主要形成于《资本论》第一卷。
但后来，意大利的洛里亚质疑《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存在矛盾，为此恩格斯还驳斥过洛里亚，阐明了《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但这仍然引发出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著名大论战，并且在西方学术界从19世纪末一直争论至今，但因为中国学者已经从第一卷得出了经典解释框架，因而始终未介入这场论战，而如何将第四卷也包括进来，以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可能成为未来学人的关注点。（余斌插话到，由于孙应帅的专业背景不是政治经济学，因而受他所查看的资料的局限，尚不清楚中国学者已经解决了这个价值转形问题之争。虽然相关成果还没有译成英文到国外发表，但历史必将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解决价值转形的争议上为中国赢得了世界荣誉。）
二、《资本论》序言的几个注意点
在《资本论》序言中，觉得有几句值得关注的、有启示的话应当提一下。
1.“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P23-8），这解释了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开篇的方法论原因。
2.“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P23-8），这一是表明了马克思所要研究的对象，二是批驳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因而暗含世界革命的存在是可能的。
3.“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P23-8），这一是表明了经济规律乃至于铁的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二是观察事物既要看到现在又要看到发展趋势的方法论，要求警惕实用主义只管埋头走路不抬头看方向的后果。
4.“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P23-11），这一是将资本主义社会等同于现代社会（读研时一位老师特意指出这一点而印象深刻）表明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型到“现代”可能无法“跨越”的命定，二是也表明了通过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和适当的过渡方式“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也是可能的。
5.“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P23-11），这一是再次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二是因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P23-260），因此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或任何一个自私贪婪的人，而是要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改变那种人奴役剥削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也正是从生产力不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无法改变的角度，马克思才说“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P23-8）。
三、《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
《资本论》体系浩大、论证繁杂，不可能简略学完。这里仅就《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做一点学习体会。我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秘密也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揭示可算是《资本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劳动价值论等等早有李嘉图、斯密提出，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则是剩余价值论的创立，也正因为剩余价值的存在与发现，无产阶级针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才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也才是不道德和无法永存的。
“干活付钱”、“干多少活付多少钱”，在雇佣型社会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资本家也据此声称，偿付劳动报酬是他们比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奴隶主和地主利用暴力、强权和地权强迫他人劳动要仁慈和公平的理由。但马克思通过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这种表现为“工资”的劳动给付既不公平，也非“等价交换”。实际上，工人为资本家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自己所得的报酬，但这种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余的价值哪里去了呢？实际上是被资本家以拥有资本、资源、厂房、管理能力等生产要素因而应得“利润”的名义巧妙而又无偿地剥削走了。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比斯密等人创新的地方或许就在，他强调只有人的“活劳动（包括简单与复杂劳动、体力与脑力劳动等等）”才能“创造价值”，而土地、厂房、资源等生产要素只是“转移价值”而不能增殖，“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P23-219）。
他以棉花纺纱为例，“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6小时而且是12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变为10磅棉纱，那末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变成20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20磅棉纱中物化着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30先令，或1镑1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1/9。27先令变成了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P23-220）。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为此提出了“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的概念。“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它们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P23-235-236）。如果将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c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样，“最初是C=c+v，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90镑。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c+v+m(m是剩余价值)，例如，410镑+90镑+90镑。原来的资本C变为C'，由500镑变为590镑。二者的差额=m，即90镑剩余价值”（P23-238）。由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就能得到“C=c+v+m=C'”的公式，资本家在将C变为C'的过程中，就实现了资本增殖，所不同的是，资本家通过将m转化成p即“利润”来掩盖掉m的存在，而马克思则把这个m揭示出来，从而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m的本质揭示出来。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m的存在，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公平和不容推翻的。
四、延伸思考
由于人作为活劳动的始终存在，就意味着在构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取消了资本和商品，在产品生产的活动中都同样存在着由人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增值，只不过这种m不为资本家所独占，而作为社会产品总价值的增加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所有人所共享。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申明的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而不为少数或部分所有的基础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就不存在被“剥削”的问题。也因此，笔者以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主要就在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而并非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或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它只是迈向更高阶段的“公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已。就如同原始社会就在生产力和物质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仅因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共有共享”而能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一样，而未来即便赤旗插遍地球，对于因生产力发展而物质资源枯竭仍不得不殖民或移民火星的物种来说，也只能算相对“地域”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一村、一国、一时代曾经存在的这种没有剥削的社会，我都觉得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短暂或特殊的形态，值得人们研究和珍视，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陈人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23卷只收录一部著作——《资本论》第1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言、跋文和正文。
一、《资本论》的写作过程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的写作和问世经历了复杂、曲折和漫长的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资本论》是他19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开始从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和批判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早在1844年春天，马克思就萌发了为无产阶级创作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的想法，为此他多年来搜集了丰富的写作材料，做了大量的笔记摘录。1857—1858年间，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庞大的手稿，即《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这是创作《资本论》的最初尝试，也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在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表达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写作结构的想法，即“五篇结构”论。但在写作过程中，“五篇结构”调整成了“六册计划”。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道，他将按照下列次序来考察资产阶级制度：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以六个分册的形式完成。并明确表示，著作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第一分册的书稿于1859年出版了，但这个第一分册只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而对于原先计划的第三章《资本一般》，马克思改变了主意，要将它作为第二分册的内容。1861年，马克思开始写第二分册，他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拟定了资本章的内容，即分三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二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并按第一分册的体例在最后加上一个理论史的附论，所以整章一共也就四部分，同时他还决定以《资本论》命名新的书稿。但到了1863年7月，所完成的却不是一部完整的书稿，而是包括23个笔记本的卷帙浩繁的手稿，且内容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这就是1861—1863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也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第二稿。1863年8月，马克思决定按原来的四册设想写作。到了1865年底，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三稿，也被称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总过程》三部分或三卷内容。他开始对第1卷进行最后的加工，并于1867年3月完成最后的定稿。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问世。
马克思生前只来得及出版《资本论》第1卷。他逝世后，恩格斯花了近20年的时间来整理剩下的遗稿，才于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而第3卷直到1894年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公诸于世。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花费了40年的时间，而从第1卷的公开出版到第3卷的问世则整整花费了27年的时间！而关于理论史的第4卷的出版则是恩格式逝世后的20世纪的事情了，且其版本受到一定的质疑，因此，我们一般习惯性地把《资本论》称为三卷集。
由此可见，《资本论》的诞生凝结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一生的心血，也经受了时间的严酷考验。
二、《资本论》三卷的整体性
不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资本论》三卷也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资本论》三卷有严密、统一的内在逻辑，并且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导言中所说，从第1卷到第3卷，其逻辑框架是递进的。从整个叙述框架看，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到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再到生产和流通统一起来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过程。从范畴的发展来看，比如第1卷中，从价值到交换价值再到价格，最后又在第3卷中转化为了生产价格；同样，从第1章中的剩余价值到利润，再到第3卷中的平均利润，都随着论述的展开遵循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在《资本论》第1卷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逻辑并没有完全展开。马克思为了首先抓住资本主义的最一般规定，他做了一系列假定，比如假定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全部剩余价值是由私人产业资本家占有的等等；他还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很多范畴，比如竞争、垄断、流通、信用等等，然后随着叙述的深入思维具体的逐渐再现才得以一一回复。那么如何把握《资本论》的整体性呢？解读是有多种视角的。有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资本论》3卷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逐步揭示过程。恩格斯则强调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核心。恩格斯认为，“第1卷表明，资本家怎样从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第二卷则表明，这个最初包含在商品里的剩余价值怎样实现为货币。”“第三卷阐述的就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规律”。因此，要完全把握住《资本论》的思想内容仅仅阅读第1卷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阅读完三卷，同时也不能把《资本论》各卷的内容分割开，孤立起来解读，并把它们的逻辑对立起来。
三、《资本论》第1卷内容简介
《资本论》第1卷由七篇序言和跋文（其中，马克思撰写四篇、恩格斯撰写三篇）以及正文构成。正文包括七大篇（“商品和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工资”、“资本的积累过程”），共25章。我认为整本书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总的说明。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即头两篇）是第一部分，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逻辑起点；从第五章到第二十三章是第二部分，在这部分里，马克思主要剖析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最后两章（“所谓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理论”）是第三部分，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起点的说明。
在第一版序言和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概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必然受其狭隘的阶级视野所制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 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p12）。马克思说道，“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p16）。而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所导致的阶级斗争也已经发展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会蜕变为保守的，或者试图掩盖矛盾，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或者企图搞调和，从而失去它原有的科学性。在序言部分，马克思还谈到他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辩证法。他指出，“分析经济形势，即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p8）马克思说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在于，黑格尔是从观念出发，把思维过程视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则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他从现实事物、从感性具体出发，通过辩证的分析、综合过程，最后达到思维的具体。马克思说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p24）。因而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辩证法也应是一切代表进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所具有的基本方法。
在第一部分里，马克思沿着商品—货币—资本的叙述路径一步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马克思把“商品”看作是他构筑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理论大厦的起始点，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换言之，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一般最普遍的经济细胞。马克思抽象出商品这个最一般的经济细胞，继而分析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由这个商品的二重性推出劳动的二重性，发现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并最终发现简单商品生产所包含的最深层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要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解决。在价值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要通过另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来体现。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说明这一系列本质矛盾如何随着价值形式四个阶段的发展而得以展开，并集中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这样，商品的交换关系，从实质上来说是个人劳动的相互交换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交换关系的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被物与物的关系遮盖了，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也是拜物教的来源。货币作为统一和固定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与一切商品直接相交换的性质，商品拜物教也就向货币拜物教转化。
简单商品生产所包含的一系列要素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转化为资本使得可能性条件变为了现实性条件。货币，作为价值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它转化为资本表现为在货币—商品—货币（G—W—G）的循环中，货币实现了增殖，产生了剩余价值，通过这种运动，价值就转化为了资本。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G—W—G的矛盾的逻辑分析，表明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出现，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188），进一步挖掘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从而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正是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的关键就在于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力成为了商品的前提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的条件（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生活资料。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商品来使之与生产条件重新结合，生产的同时就是对劳动力商品进行消费。劳动者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却只付给劳动者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从而无偿占有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劳动力等价交换的形式下，掩盖着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平等和剥削的实质。
第二部分里，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和剥削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特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关系方面，一是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方面，生产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的统一。
就所有制关系而言，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过程有两个特殊现象：工人的劳动属于资本家，由资本家监督、安排和支配，资本发展为对劳动的一种指挥权和强制关系；劳动产品（同时也是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马克思提出了几个重要思想：1.对于劳动过程中不同的因素对价值形成的不同作用，马克思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说明只有可变资本（劳动力）才是新价值的创造者，而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只是进行了价值转移。2.用剩余价值率来衡量劳动力的受剥削程度，而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3.提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反映劳动力受剥削的不同形式及其发展变化。马克思指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单纯靠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在总劳动时间相对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即变相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实现。在量上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成反比4.揭示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价格，并通过工资的不同形式进一步探讨劳动力价值发展变化的不同条件，从而也是资本对劳动力剥削发展变化的不同条件。马克思接着探讨了资本的积累，也即扩大再生产中的所有制关系问题。他指出，资本积累不光是物质财富的再生产，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再生产。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前提，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再生产过程进一步表明，资本家的全部预付价值都来源于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马克思还指出，资本积累不光是量的扩大，同时也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的质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价值的影响，指出无论是工人的生产消费还是个人消费，都只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因素。马克思还结合现实材料深入探讨了资本积累的不同条件对劳动力需求、继而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以及引起的阶级构成的变化，并总结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可变资本部分会相对减少；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人口的排斥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造成了产业后备军；资本积累的发展、财富的增长与产业后备军和过剩人口的增长同正比，也同工人阶级（包括现役劳动军和产业后备军）的贫困成正比。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的生产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由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于，一级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极则是作为资本积累工具的劳动阶级的日益贫困。
就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而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特征在于它是以工厂为单位以大机器为技术基础的大工业生产。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工厂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并说明了它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在于协作。简单协作最初是作为个体经济的对立形式而产生，它同较大规模的生产结合在一起。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同工种的工人或同一工种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佣，因而工场内部出现了分工，以这种内部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以分工为基础工场手工业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的，属于手工技术。因此“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p407），并最终导致了以大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出现。
在最后一部分中，马克思用具体的历史材料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起源，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对内，对直接的小生产者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进行强制和暴力的剥夺，迫使他们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如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外，进行血腥的殖民征服和掠夺。只有一方面使足够的社会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自由得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才能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条件。在《现代殖民理论》一章里，马克思从反面证实了这一观点。（余斌补充道：即便具备了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前提，也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能建立起来。因为，无产阶级即便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也可以不去干活，宁愿闲着饿着流浪也不出卖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为了强迫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西欧国家通过严惩流浪者的血腥立法，采用酷刑来迫使无产阶级习惯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经过漫长的数百年，这样的工厂纪律才逐渐建立起来的。）
四、《资本论》第1卷中的前沿问题研究
1.活劳动创造价值论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是价值的转移。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讨论集中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和“什么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两点上。对第一个问题，“价值多元论”者认为，没有物化劳动，价值无法凭空产生，而且科学技术的引入提高了价值总量，因此，物化劳动也是价值的源泉。坚持“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者提出的反驳是：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没有劳动的功能，因此它无法创造价值；劳动者的一次劳动不能多次创造价值，而物化劳动是劳动者上一次劳动过程中的活劳动在物质资料上的凝结，如果它能创造价值，意味着劳动者的上一次劳动创造了两回价值；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实际上是主张物质资料也能创造价值，而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说无法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因为物化劳动的形态、作用和耗费方式千差万别，它们之间无法建立起对价值创造的统一计量标准；科学技术的作用仅仅是通过提高活劳动的劳动效率来提高价值量，而不是直接创造价值；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与生产工具结合在一起，说科学技术创造价值跟说物化劳动创造本质上一致。对第二个问题，主要观点是：（1）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从直接生产领域扩大到到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例如认为发生在流通领域的从事有形或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运输劳动、交通劳动——马克思也说过）；例如生产性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动。（2）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范围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认为生产有形或无形精神产品或服务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例如文化产业、餐饮服务业、教育培训业等。
2.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
马克思在第1卷中的观点是生产某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商品的价值量，而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p5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但到了第3卷中，马克思又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716—717）。也就是说，社会总劳动也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间分配劳动时间，社会需要该种商品使用价值的量应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II）。这就出现了“商品价值量由哪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或共同决定”的问题，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的观点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决定生产价值，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决定市场价值，前者针对某个商品价值量而言，后者则针对生产这个商品的整个生产领域而言，从条件的规定性上看，前者以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为前提，而后者则以社会需要为前提，因而不能把价值决定仅仅归结为活劳动的耗费，还应考虑社会需要等其他因素。有观点对此则持反对意见，认为《资本论》第1卷并非只考察单个商品而没有考虑商品总量和社会需要，从而并非只考虑社会必要劳动I而不考虑社会必要劳动II。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如果某种产品供需平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就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乘以社会需要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的前提；如果供需不平衡，则情况会复杂的多，但无论如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只是决定一定价值量的实现，而不直接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有观点认为，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价值形成缺一不可的因素，不存在哪个因素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如果说到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因为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各类生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或社会分配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每种劳动产品的价值却会因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多或少成反比发生变化。还有观点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角度来解读，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既不是在具体分析某种商品总体的价值决定，也不是在具体分析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而只作为一种思维抽象，作为对商品价值决定的内在本质的说明，即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才是对其的具体化，是思维具体层面在整体上的考察，而市场价值则是二者转换的枢纽。（余斌插话说，他在2009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的《论价值理论与价值转形的若干问题》中已经根据《资本论》中的原文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才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当然这个时间会随着社会需求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并不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3.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关系论
马克思在第1卷中的观点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有的人认为劳动生产率应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因为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使得商品生产的社会劳动量和社会价值总量都在增加。有的人继续坚持这一观点，但他们在解释商品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增加趋势上差强人意。还有人进行了新的综合和创新，提出应该具体地辨析不同条件下的关系变化：（1）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劳动的主观条件没有变化，则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2）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客观条件无变化，则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3）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由劳动的主客观条件共同引起，则二者的关系变动方向不定。（4）由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主要的，因而长期来看商品的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会有向上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不变。
相关问题讨论
安东建认为，陈人江所列出的三个前沿问题都属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关于“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到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看法，还没有一个最终结果。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一直纠缠所谓供求关系对价值量的决定的影响，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严重错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点：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从头到尾都是排除了供求关系的，他都假定供求是平衡的，只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才以供求关系为中心。余斌认为，西方经济学一上来就讲供求关系，这是现象与本质的倒置，而他们也从来都没法真正解释供求关系。他还补充道，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II上，马克思说的需求不是指西方经济学中那种有钱人出得起价钱的有效需求，而是指正常的社会需求。刘召峰针对陈人江关于所有制关系的论述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他引用孙冶方的观点认为，所有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独立的存在物，它是一般，要由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来反映和体现。余斌回答，有人也曾经说马克思只用过形容词“资本主义的”，而没用过名词“资本主义”，从而不存在名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概念。但是，既然有那么多事物是被冠以“资本主义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因此而存在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概念呢？有一个这样的形容词，却没有一个名词相对应存在，这从哲学上来说也应当是说不通的。同理，所有制也应当是如此。刘召峰还就如何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与余斌展开了讨论，刘召峰认为这两种剩余价值是叠加的关系，余斌则认为，这两种剩余价值不是叠加，而是互相包含对方的关系。陈人江认为，《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那几篇内容显示，“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确定下来，而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还需要深究，因此，唯物史观还有进一步挖掘和发展的空间。最后，李春华就“西方经济学横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现状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担忧。
(执笔：陈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