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来，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22卷研读会概况

2011年3月21日下午在社科院四号楼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2卷读书研读会，本次报告会主要报告人为张建云、崔云和张伟，报告会由余斌主持。

三位报告人分别介绍了各自重点阅读的文章，并对其中的主要内容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报告会上，大家还就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阶级内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程度的分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张建云的研读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收录的是恩格斯在1890年至1895年去逝前这段时间所写的作品。

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这篇比较长的文章中，恩格斯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论述了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和前进方向。恩格斯指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西欧的工人政党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恩格斯分析了俄国沙皇叶卡特林娜、亚历山大、尼古拉在位期间，发动入侵波兰、德国、瑞典、土耳其、波斯等侵略战争的历史。当时欧洲的强国是奥地利、法国、英国，俄国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许诺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保证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总体来说，欧洲是四分五裂，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一旦这个主要堡垒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对我们认清当代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是有重要启示的。恩格斯说，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到处宣扬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不仅 欧洲的 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这就是当时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的反动本质。实际上，当代霸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其本质同当时沙皇俄国是一样的，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以普世价值代表者的姿态，公然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干的都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事。

在《论反犹太主义》这篇短文中，恩格斯指出，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

恩格斯对待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示。科学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等反动本质，同时也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落后因素。这一点对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过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很容易复活封建主义的腐朽没落的东西，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腹背受敌，这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事。

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伦敦的5月４日》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谈到英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的意义。在前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说，充当伟大自由党的附属品和投票工具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无产阶级，已经终于觉醒过来，投入了新的独立的生活和活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进行不懈斗争。在《伦敦的5月４日》中，恩格斯说， 1890年 5月４日 ，从四十年冬眠中醒来的英国无产阶级重新投入了自己阶级的运动。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举行五一节活动。

无产阶级的五一节活动之所以有划时代的意义，不单单是因为它具有使之成为战斗工人阶级第一次国际行动的普遍性质。它还使我们能够证实各个国家里的运动所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必须知道示威前的这一段过程，才能理解示威的性质和充分估计它的意义。

这两篇文章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劳动人民的每一份自由都是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才得来了，哪怕是像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这样的在今天看来已经很普通的自由权利都是经过当年的无产阶级反复斗争、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所以说，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是靠别人施舍、恩惠而来的，共产主义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平平静静就会实现的，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是要经过实实在在、反反复复的斗争，努力争取才能实现。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答保尔·恩斯特先生》这两篇文章中，恩格斯都谈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恩格斯指出：“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

《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中恩格斯指出，“至于说您试图用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处理问题，那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恩斯特，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说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正是创造历史的）人的参与，并且说什么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

这两篇文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其中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精神，不能简单地用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著中的个别的一句话来机械地评价当今时代的实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纸上谈兵都是害死人的。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文献。恩格斯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认为专制制度下的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幻想，强调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

恩格斯指出，现在有人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 国那样的 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深刻揭露了工人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那就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恩格斯谈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方式问题。

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恩格斯指出，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往往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这也是每次工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武装的重要意义。

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德国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恩格斯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斗争，但必须随时准备用革命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崔云的研读笔记

《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  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一文，恩格斯写于1890年12月—1891年2月，1891年在汉堡出版。

一、文章简介

写作原由：为澄清关于马克思捏造格莱斯顿引文问题。

主要内容：该文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事情的经过，后一部分为关于这件事情的各种原始文件。

事情的经过：马克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格莱斯顿 1863年 4月 16日 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路约·布伦坦诺 1872年 3月 7日 匿名在柏林《协和》杂志第10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首先发动对马克思的攻击，指控马克思伪造引文，“马克思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仅仅是用这一点来正确估计自己的范围，以便把‘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强加于格莱斯顿。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于 1872年 6月 1日 在《人民国家报》第44号上对此作了答辩。对《协和》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马克思通过间接引证1870年比斯 利 教授在“双周评论”上的引用“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正如格莱斯顿先生所指出的，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以及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以前1864年伦敦威尔柏克街30号T．考特莱·纽比出版社出版的《兑换论。1844年银行法》一书第134页所引用的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的一句话：“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还直接引证 1863年 4月 17日 的格莱斯顿的机关报《泰晤士报》第七版第五栏有关格莱斯顿预算演说的报道，“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应当承认，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所描述的增长〈他刚刚把它描述为‘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言，“这一切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德国工厂主联盟造谣说这句‘话’是‘我的’产品，就是‘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 1872年7月4日布伦坦诺在《协和》杂志第27期上发表《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予以反驳，马克思于 1872年 8月 7日 在《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作了第二次答辩，并声明“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1872年8月22日布伦坦诺在《协和》杂志第34期上发表《再论卡尔·马克思的特点》一文进行反驳，马克思未予理睬。后来剑桥的塞德莱·泰勒于 1883年 11月 29日 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将这一话题重新挑起，爱琳娜·马克思于1884年2月在《今日》月刊上作了答辩。塞德莱·泰勒于1884年3月在《今日》月刊上提出反驳，爱琳娜·马克思于同期《今日》月刊上再次作了答辩。此后，塞德莱·泰勒无言以对。

恩格斯所附原始文件：（1）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和“资本论”中被指控的地方；（2）布伦坦诺和马克思之间的论战；（3）塞德莱·泰勒和爱琳娜·马克思之间的论战；（4）恩格斯为“资本论”第四版写的序言和布伦坦诺对此所作的反驳；（5）格莱斯顿给布伦坦诺的信件相关材料。

二、论战的实质

无论是从全文，或是从事情的经过，还是恩格斯所附的原始文件中，都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是实事求是地引证了格莱斯顿引文，而布伦坦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撒了谎！”所谓马克思捏造格莱斯顿引文，纯属恶意诬陷。然而，诬陷并非全为诬陷而诬陷，为何布伦坦诺单单抓住“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句话不放？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引证资产阶级辩护人格莱斯顿的这句话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只是“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被排除在外。在资本主生产关系下，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是资产阶级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是工人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贫富差距的拉大。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恩格斯也指出，“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一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引证这样的文字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资本阶级看了当然不舒服，《协和》这家“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刊登布伦坦诺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文章自然在情理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这一点。马克思在 1872年 6月 1日 《人民国家报》第44号上对布伦坦诺的诬陷所作答辩中这样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关于这个情况甚至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先生们也迭有所闻。但是他们想：‘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恩格斯指出，“布伦坦诺之流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成千上万条引文里只是像水蛭那样紧紧地吸住这唯一的一条引文，这一情况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也就是说，他引证的是正确的。” “由于布伦坦诺先生想把雇佣奴隶变成心满意足的雇佣奴隶，他不得不大大地夸大劳动保护、工会的抵抗、舍本逐末的社会立法等等的良好作用；而由于我们用简单的事实就能驳斥这些夸大，所以他就大发雷霆。”大发雷霆时，头脑就容易昏，自认为瞒不过自己童稚天真的心灵，看见了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幼稚的诬陷就此产生。至此，我们就明白布伦坦诺先生诬陷马克思的真正原因了。

从路约·布伦坦诺1872年挑起论战，提出所谓马克思捏造格莱斯顿引文问题，到塞德莱·泰勒1883年重新挑起，其用“意”绝非简单的诬陷，其最终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辩护！不尊重事实，利令智昏地为利益集团辩护必然以失败告终。

三、学习本文的心得体会

从整个事件看，布伦坦诺虽为教授，但丝毫没有学术研究者应有的科学态度。他完全无视客观事实，只是一味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服务，恶意诬陷马克思捏造格莱斯顿引文，想出别人的丑却露了自己的马脚。学完本文，有这么一个体会：学术研究工作者做研究工作应实事求是，不应依附于利益集团。

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时，应保持自己的客观独立性，追寻科学领域的真理。无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做自然科学研究，都应该不为自身利益所左右，不应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团，应该以专业精神观察、思考、分析、判断问题，然后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科学研究者的看法可能有对有错，但无论对错，都不应该以自身所获得利益的多少来做出如何说的选择。那些为自身的利益所左右的经济学家，势必成为谋取自身利益或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奴隶式的工具，他们是依附性的，从而就不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客观、独立地取得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马克思曾激烈批判了为劳动剥削者辩护，巴结贵族与工业资本家的马尔萨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与此同时，他又热情赞扬了李嘉图，“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由此可见，马克思也坚持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该依附于利益集团，而应该认真严肃，端正态度，本着追寻真理的精神，才有可能发现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在研究上有所建树。

 

张伟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22卷（下半卷）的一大半内容是马恩早期著作再版时恩格斯写的序言、导言、跋。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根据新的材料对原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因此其中所体现的应是恩格斯最终、最成熟的思想。下面按照文章的顺序谈谈阅读本卷内容的一些理解和思考。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中指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以波兰、德国和英国三个处在不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为例说明这个规律：“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的那些琐细的骗人伎俩，那些使他们在本国获得很多好处并为大家所通用的狡猾手段，只要一到汉堡或柏林，就显得陈旧过时，不合用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呆上几个月，他就会发现，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段和手腕，虽然这些手段和手腕在他本国被看做智慧的顶峰。”“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纯粹是为了节约时间和劳动。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情况也正是这样”。（P312）按照这个“规律”，当前中国劳资关系中出现的那些令人发指、远远超出一般人道德底线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起始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现象会逐渐减少和消失。因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状况，即不能对那些缺乏基本人道现象视而不见，又不能局限这些现象，因为它是阶段性的、暂时的。正如恩格斯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只要雇佣劳动制存在，劳动就无法摆脱资本对它的控制、奴役和剥削，劳动者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家看起来具有某些道德准则”，一方面是资本家为了“节约劳动和时间”，另一方面还因为这是资本积聚的手段：“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的手段（对他们来说早年的那种小器的额外勒索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严重的障碍），是最迅速而有效地消灭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手段。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远不是这样——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的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所有那些在这一发展的较早阶段使工人命运恶化的小的欺压现象。”（p313）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从整体上看，中国的中小私营企业将随着劳动保障程度的提高而走向萎缩，因为它们依靠极差的工作条件榨取利润的基础将慢慢丧失。而大型私企也可能认识到，“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将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鼓吹对劳动者的让步，从而具有某种向工人阶级妥协的欺骗性。

恩格斯在这里有一段关于阶级调和的论述：“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p316）

在谈到本序言写作时期英国阶级关系现状时，恩格斯指出：“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曾经誓死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同路人和继承人。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P319)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革命要求，必然会得到满足。它要么通过统治者的让步得到满足（镇压革命的人变成革命遗嘱执行人），要么通过推翻统治者被满足。从这个角度看，革命是否成功不应完全取决于是否取得了政权和统治，只要革命能够间接地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从长远的角度看也是有意义的、成功的。试想，如果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估计也难以获得现在的地位。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暂时失败，但社会主义原则由于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而必定会被延续。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50年后，英国工人阶级“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为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P320)由于工人阶级之间各种的差别，决定了工人阶级内部对现存制度态度的差异。一般来说是越底层对变革的需求越大，处于最低层的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越穷越革命”从总体上是一个正确的命题。通过观察和分析最底层阶级的力量（包括人数、组织程度、理论水平、斗争经验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社会变革或革命发生的群众条件。因此说橄榄型社会比较稳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橄榄型社会在经济危机时期不可避免地变形，一部分原来处于社会中层人群的经济状况将滑落到底层，从而扩大了社会变革的群众基础。

在谈到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前途时，恩格斯指出：“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国家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必然灭亡的究竟是哪一个？……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居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P323）这里并没有出现恩格斯的预言，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包括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战争可以快速地破坏生产力，把资本主义生产降低到若干年前的水平，同时战后重建的巨大投资消费需求，从而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再次扩大提供了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挽救资本主义。战争和经济危机，有时候单独地有时候一起，挽救资本主义。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部分社会主义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包含了更多的新社会的元素，其统治能够延长。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的让步是建立的其国际垄断基础上，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发达国家垄断地位将下降，其国内普通民众可能就难以享受令人羡慕的福利，其社会稳定的基础将被趋于弱化，其内部的社会变革力量将逐渐形成。

在《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干特点》（P384）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如果能够在危机积累爆发前找到新的市场，危机就会延缓，但由于市场的有限性和生产的无限扩大，使危机不可避免，危机延缓只是让危机变得更严重。20世纪末，以为出现了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所谓“新经济”，但事实证明，不存在所谓的“新经济”，技术革命可能会扩大市场规模，但不会改变经济规律。可以预见，以物联网技术和应用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可能带来新一轮的世界经济繁荣，又将会有人鼓吹“新经济”，但可以准确预见，新的经济危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来到，新经济理论会再度破产。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俄国农民公社并非是未来高级社会的雏形，而是与落后生产方式适应的一种生产资料占有形式。恩格斯指出：“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

“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控制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一些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从氏族制度保存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P500）……“单单这样一个事实（指公有制形式），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P501）

恩格斯从更一般的角度论述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 方斯拉 夫人的扎德鲁加、印度的氏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态一样，是完全适用的”。（P502）

恩格斯在这里也指出了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P502）

《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对《资本论》的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前两卷对剩余价值的研究，只能以剩余价值留在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即工业资本家手里的时间为限；只能一般地指出，这个第一个占有者根本不一定是，或者哪怕在通常看来也不是它的最终的所有者。然而最明显的是，而且甚至从社会的表面就可以看到，资本的一般运动正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在各有关方面之间，在商人、货币债权人、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分配。这样，在剩余价值走完前两卷所揭示的过程之后，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三卷。”

这里恩格斯还提到马克思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三种所得形态（工资、利润、地租）的所得者：工人、资本家、地主——现代社会的阶级。可惜，这最后一部分——阶级，马克思没有完成。”不知道马克思对这部分内容有没有相关的手稿？

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这篇文章中，针对当时意大利劳动者所受的压迫，恩格斯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段话：“我们都像西欧大陆其他各国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够发展。除了各种近代的灾难，还有一系列过去遗留下来的灾难在压迫着我们，这各种灾难，是由古旧腐朽的生产方式的残存，以及跟着起来的各种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所引起。我们不仅为生者所苦，而且也为死者所苦。死者抓住活者！”（P514）这段话非常适合描述中国私营企业中的工人。

文中恩格斯还以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例子指出：“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置——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位置的错误。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由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阶级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完全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P514）这段话对统一战线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致奥地利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恩格斯指出：“在奥地利，问题是要争得普选权，即争得那种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手里要比受过机械训练的士兵所掌握的小口径连发枪射得更远、打得更准的武器。”（P520）

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针对小农经济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小农土地所有制的消灭。我们党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干预来格外加快这个过程。因此对于正确采取的旨在使小农在其必然灭亡的过程中少受折磨的措施，在原则上是丝毫不能反对的；但是如果再走远一些，如果希望永远保存小农，那末，在我看来，就是力求达到经济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就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P561）中国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小农经济问题，在中国小农经济灭亡的必然过程中，如何尽量减少农民的痛苦应该成为农民政策的出发点。

在《法德农民问题》这篇文章开始部分恩格斯这样描述农民的政治态度：“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像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不过，恩格斯同时指出：“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述当时社会党如何去争取农民的支持。

农民包含多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认为小农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小农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挤压下，不可避免的会走向破产和灭亡，从而成为无产者。但恩格斯指出虽然小农是未来的无产者，但小农一时很难接受社会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说道：“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这样做。他为了保持他那一小块危机四伏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愈加艰苦，他便愈加顽固地拚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便愈加倾向于把那些对他说应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

恩格斯认为争取小农应该从长计议：“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希望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应有的地位是在反犹太主义者那里。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经济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所奏的是些什么样的调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是完全从另一个方向寻找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P580）

“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我们这样做，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而经济发展是会使农民的头脑了解我们的话的。”（P583）

恩格斯认为对待小农的正确态度是：“第一，……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第二，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P580）

“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我们无须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的时候，才来实现这个变革。我们在这方面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却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P582）

对于中农和大农，恩格斯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我们更关心得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是决不能给的”。“要是这样，他们就只有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恩格斯认为：“如果这些农民懂得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作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因为，“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学到乖的”。

对于大土地占有制，恩格斯认为应有的态度就是剥夺：“我们的党一掌握了国家权力，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老爷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在这里恩格斯有一段关于党建的论述：“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某些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P576）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有一段关于革命一般特征的描述，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也具有这些特征：“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像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胜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从十七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P595）

文中提到马恩曾对社会主义革命做的乐观估计：“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拚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P597）这里产生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够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一个说法就是如何评价和判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程度？

文中恩格斯对普选权以及德国社民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果非常赞赏。德国社民党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在1890年即获得了全国总票数1/4。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是工人手中“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指出“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P602）

恩格斯在肯定普选权的积极作用外，还对采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式进行了反思和分析。“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站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是因自己采取消极犹疑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果断精神，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也与其说是在物质上，不如说是在道义上起作用。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受失败。这就是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也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P603）

并且，“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由于有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但恩格斯同时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P605）恩格斯在这里虽然认为巷战已经过时，但这里他并没有否认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巷战只是武装斗争的一种方式而已。中国革命的历程印证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共早期在城市的武装斗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只有到采取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后，在农村中积蓄武装力量，直至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

 

相关问题讨论

针对张伟提出的发达国家似乎没有发生暴力革命条件的疑问，余斌认为可能性依然存在，比如说发达国家军队内部出现问题、发达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等。余斌还提到，恩格斯所谓“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并不是指他写下并发表这句话的时候，而是指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例如，在这句话的后面，恩格斯写道，“又可以看到，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考察的那个时期后已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公社本身分成了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无论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这就点明了没能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还没有主动地运用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今天的世界人民如果不去自觉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而是沉迷于网络游戏等等，即便世界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也不可能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谈到阶级内部分化问题时，余斌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对工人阶级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就像毛泽东同志当年对农民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一样。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程度问题，余斌认为应该从实践上去判断，他以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为例说明新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会存在反复、倒退。

在讨论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时，余斌认为，存在广义的整体性研究和狭义的整体性研究之分，广义的整体性研究要全面概括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基本事实，有终极研究之嫌；狭义的整体性研究则是从一个切入点出发，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或最重要的一些原理。这样可以不断寻找切入点，形成一系列的不断发展的研究。比如，剩余劳动就是一个切入点。人类社会各个时期都有剩余劳动，但不同时期的剩余劳动具有不同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就是剩余价值形式。通过研究剩余劳动的历史演变，可以将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都包含进去，还可以回答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剩余劳动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再比如，阶级也是一个切入点。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阶级是如何形成、分化和演变的，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关系，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也是整体性研究很好的切入点。还有其他切入点可以去探索。

 

（执行编辑：张建云、崔云、张伟）